春秋时期教育普及、官方文献公开化、新士人阶层兴起等社会变革，为后来的百家争鸣和思想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

在春秋时期，随着生产力的提升，公社及其井田制经历了内部的变革，同时“国”与“野”的界限逐渐模糊，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“野人”也开始接受教育并建立学校。因此，当时的“乡校”不仅在“国”中得以保留，而且在“野”地也逐渐变得普及。

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中提到的“郑人游于乡校”的“乡”，指的是当时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基层单位，“乡校”即为该乡设立的教育机构，是乡民共同接受教育的场所。

《国语·齐语》中的“良人”指的是乡长，也就是韦昭注解中的“乡大夫”。既然齐桓公询问其乡是否有“好学”之人，这表明齐国亦设有乡校。《管子·小匡》中提到“乡建贤土，使教于国，则民有礼矣……陈力尚贤，以劝民知(智)”，以及《君臣下》中的“乡树之师，以遂其学”，这些记载相互印证了乡校的存在。

在“国”以外的区域被称为“鄙”，也就是“野”。齐国的“鄙”即“野”中，同样设有乡，《国语·齐语》记载：“制鄙：三十家为邑，邑有司；十邑为卒，卒有卒帅；十卒为乡，乡有乡帅；三乡为县，县有县帅；十县为属，属有大夫，五属，故立五大夫，使各治一属焉。”这种乡的规模达到三千家，相较于“国”所辖的乡更大，实际上指的是“野”。

在《齐语》中提到“五属大夫复事”时，桓公亲自询问“于子之属，有居处为义好学”之事，这可能意味着齐国“野”中的平民也建立了学校并接受教育。至于郑国的“野”中是否有“乡校”呢？乍看之下似乎没有。但仔细审视史料，可以发现确实存在。《左传》襄公三十年记载：“子产使都鄙有章……及三年，(舆人)又诵之曰：'我有子弟，子产海之；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'”这里，“都”与“鄙”相对。都，指的是“人听聚日都”(《谷梁传》信公十六年)的都。鄙，即野鄙。杜预注解：“都鄙，'国都及边鄙’(《左传》襄公三十年注)”，是正确的。所谓的“舆人”，应当是指“国都与边鄙”的居民。都鄙之人都说子产教育他们的子弟，可见郑国的“野”中也设有“乡校”，乡民同样可以接受教育。

《左传》闵公二年记载了卫文公推行“利农、通商、惠工”的政策后，紧接着提到了“敬教”和“劝学”。这里的“教”与“学”显然是针对农民、商人和工匠而言的。再结合随后提到的“任能”，可以与《论语·为政》中的“举善而教不能则劝”、《齐语》中的“乡长进贤”以及《周礼·乡大夫》职的“考其德行道艺，而兴贤者、能者”相比较，这表明当时的卫国肯定存在乡校。此外，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七年关于“晋侯（文公）始入而教其民”的记载，也为晋国设立乡校提供了证据。

随着春秋时期乡校的广泛普及，曾经的“学在官府”——即学术活动仅限于官方机构，历史文献也由官方世代保管的状况，开始发生转变。我们了解，史官原本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官方职位。到了春秋末期，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连绵不断的国家灭亡，这一制度也逐渐动摇。因此，那些曾在王朝或诸侯国担任史官的学者，因王朝的衰败和诸侯国的覆灭，开始散居各地，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为后世留下宝贵的遗产。

《左传》昭公二年记载：“晋侯派遣韩宣子前来访问，并告知其执政情况，同时进行礼节性的拜会，这是合乎礼仪的。韩宣子在太史氏处阅读了《易》、《象》和《鲁春秋》，感叹道：'周礼在鲁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，我今日才真正理解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。’”太史氏是史官的一种。《易》、《象》和《鲁春秋》均为古代重要的文献典籍，原本由鲁国太史氏所掌管。然而，到了韩宣子来访时，这些文献已可供阅读，这表明王室官员所守护的古典文献开始走向公开化。随后，周室进一步衰落，依附于贵族政权的王室官员逐渐消亡和变革，导致世代相传的官职和俸禄无法继续维持，从而出现了王室官员失守，文献散落民间，无法再被封闭保存的情况。

因此，《左传》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听闻此事后说：“我听说，天子的官职失守，学问便流传到了四方的平民之中。”这里的“四方”并非特指边远地区的民族，而是指官府之外，散布于民间的普通百姓。这与《汉书·刘欲传》中刘欲向太常提出的观点：“礼失于朝廷，求之于民间”以及《后汉书·朱浮传》中的“中原失礼，求之于民间”有着相同的含义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提到：“每种事物都有其专门的官员负责，官员需精通其职责，日夜思考。一旦失职，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失去官职意味着无法继续其职责，而官员若能坚守其职，事物便能得到妥善的管理。”所谓“失官”、“失职”，均是指春秋时期政权变革后出现的具体情况。

自周初以来，王官职位代代相传，但随着政权的衰落，这些职位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世袭特权，导致了“失官”和“失职”的现象。因此，王官的后代无法继续继承这些职位，他们所掌握的学术知识开始分散，文化知识不得不向民间传播。《庄子·天下》中提到：“其数散于天下，而设于国中者，百家之学，时或称而道之。”这里的“数”与《荀子·荣辱》中提到的“循法则度量，刑辟图籍、不知其义，谨守其数，慎不敢损益也”的“数”相同，都泛指制度法则和典籍文献。所谓的“其数散于天下”，与《左传》中提到的“失官”和“学在四夷”相似，指的是当时学术知识的广泛传播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孔子提出了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的“有教无类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的教育理念。随着社会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动，“学在官府”的传统逐渐瓦解，乡学开始普及，新的士人阶层随之兴起。

新士人中也包括那些能文能武的所谓“家宰”。《左传》宣公二年记载：“(赵)宣子在首山打猎，歇息于翳桑，见到灵辄饥饿，询问他的病情。灵辄回答说：'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。’赵宣子给他食物，他却只吃了一半。询问原因，灵辄说：'我外出学习已经三年了，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健在，现在离家近了，请允许我把剩下的食物带给她。’”关于“宦三年矣”，《晋世家》《集解》引用服虔的话解释：“宦，指的是官学仕。”杜预注解：“宦，意为学习。”认为“宦三年矣”是指学习仕宦之事三年，似乎并不妥当。俞樾在《茶香室经说》中提出：“古代是先学习然后才能入官，没有听说过有专门的仕官之学。《越语》中提到'与范蠡入宦于吴’，注解为：'宦，指的是属隶。’灵辄所说的宦，大概也是指作为臣隶，因此才会如此穷困饥饿。”这个解释似乎更有道理。实际上，“宦三年”的“宦”指的是“仕也”（《经籍篡诂》卷七），应当是指为大夫担任家臣三年的意思。这类家臣，又被称为家宰，或简称为宰，通常都是博学多能之人。

智襄子的家臣“秉笔事君”，在劝谏智襄子关于“室美”之不当时，能够依据“志有之曰”(均见《晋语九》)提出自己的见解。这些家宰不仅熟知前贤的美德，通晓历史，还能补益政事。因此，在范宣子与大夫争夺田地而犹豫不决之时，叔向推荐了宣子的家臣訾祏来帮助解决疑惑。叔向称赞“訾祏实直而博，直能端辨之，博能上下比之”(《晋语八》)。由此可见，博学善断，似乎是家臣的必备素质。因此，当訾祏去世时，宣子惋惜地说：“昔者吾有訾祏也，吾朝夕顾焉，以相晋国，且为吾家”(《晋语八》)。

当时的家臣不仅博学多识，而且常常是骁勇善战的战士。如上文提到的灵辄，后来成为了晋灵公的卫士。当灵公设伏兵企图刺杀赵盾时，他为了报答赵盾曾给予食物的恩情，“倒戟以御公徒(灵公的其他卫士)”(《左传》宣公二年)，挽救了赵盾的生命。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，也是一位善战的勇士。《国语·晋语九》记载：“下邑之设，董安于多”，韦昭注解：“多，多功也。”

《国语·晋语九》记载：“在我年轻时，我执笔为官，助成显赫的名声，为前代所称道，确立道义于诸侯之间，但君主并未记住我。到了我壮年，我成为辅佐司马的重要人物，使得邪恶和不正之风无从产生。当我年长之后，我穿戴整齐，跟随宰相，民众对我没有二心。”这段话虽然描述了董安于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，但也映射出春秋时期新兴士人的三种典型形象。因此，在孔子的弟子中，我们不难找到这些类型的影子。例如，公西华曾说：“我并非说自己已经能够做到，但我愿意学习。在宗庙的祭祀活动，或是诸侯的会盟中，我愿意担任小相的角色。”这与“执笔为官，助成显赫名声，为前代所称道，确立道义于诸侯之间”是相似的。子路能够使处于危险中的国家的人民“勇敢”（均见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，这比“成为辅佐司马的重要人物”更进一步，应当是“穿戴整齐，跟随宰相，民众对我没有二心”的典型形象。

在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大变革的时期，众多衰落的奴隶主贵族被推入平民阶层，成为新兴士人阶层的另一重要来源。例如，太史墨向赵简子陈述：“三后之姓，于今为庶”（出自《左传》昭公三十二年）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载：“天所崇之子孙，或在畎亩。”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二年亦载：“王子朝因旧官、百工之丧职秩者，与灵、景之族以作乱”。由此可见，即便是王室的后裔也难逃衰败的命运。至于那些沦为低贱职位的大家族成员（《左传》昭公三年），数量更是可观。这些昔日的贵族都曾接受过教育，当他们的社会地位下降成为新士人后，便在客观上为文化的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新士人构成了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，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和显著的社会影响力。与以往的士人不同，他们在政治上不再“一旦效忠，终身为臣”，在经济上也不再依赖于奴隶主贵族的恩惠和施舍。他们拥有自主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，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或发表见解，成为这一时期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言人。因此，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学派和百家争鸣的盛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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